每次设计联络，他们都西服革履地从北京飞来，住在我们这个城市最高档次的酒店，拿着笔记本电脑，以及写满外文的资料，跟我们侃侃而谈。当初我是一个毕业将近十年的工程师，对这些人除了羡慕还是羡慕，羡慕他们出差的待遇，羡慕他们流利的外语，羡慕他们开阔的眼界，给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
1）自己创业。但是我不是搞纯设备销售的，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设备可以代理。我是出技术方案的，所以很难找到客户，这条路似乎走不通，除非回到家乡开个小超市什么的，但是老天保佑别哪天周围开个家乐福沃尔玛什么的巨头，那就死定了。
1）中级经理层，头衔可能是销售经理或者是技术经理。说实在话，外企的经理头衔算是满大街了，刚毕业的也能给个市场经理或者销售经理的头衔，就是为了出去唬人方便。真正做到中级经理层的，都是能带领一个团队的人物。这些人要是无法升到总监阶层的话，45岁就到顶了。做销售的人还能存点人脉，做技术的，只能给人打技术零工了。
2）高级工程师，一般都是技术岗位。不过外企的头衔跟国内的职称是两回事，45岁下岗了，可能有机会去监理公司之类的地方做个技术苦力，挣点辛苦钱，但是需要撇家舍业了。如果有可能，最好能考个注册证书什么的，以后肯定有得用。
想当年刚出校门，不知道恋爱为何物，一心向往工作，在各大现场出差都是以半年为单位，处理现场问题，出设计变更，拜老同志为师，每天吃完晚饭后呆在设计队办公室看图纸。说实话，我大学专业成绩一般，但是在现场工作的几年，算是彻底实现了从书本到实践再回到书本的第一个循环。
最开始是做可行性研究，我们出了技术方案后，跟北京来的一家欧洲公司代表处一遍遍地开设计联络会议，以保证设计跟设备唱的是一台戏。十年前跟现在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国内还是缺钱，贷款方很牛，对贷款申请的项目审查很严，所以那些外资公司也毫无例外地很牛。
要说十年前的部属设计院，也是够含酸的，CAD处于刚起步的状态不说，外语流利的设计人员是奇缺的。好在我们面对的是代表处的人，不过人家的文件都是E文，而且跟我们开会，记笔记也是E文，真的让我们佩服。每次开完会，我们都会招待他们吃顿饭，有一次喝多了，送他们回旅馆，又受到很大的刺激，人家飞来住的是商贸（香格里拉旗下），我们出差，还是要住肮脏的招待所。
至于技术，记得有一次跟我们开联络会的先生在会议中拿出笔记本电脑，现场敲了几个数，就把我手算一周的数据重算了一步。那时真的是羡慕呀，现在明白了，任何设备厂家都是自己的计算模型，他其实不过是输入几个原始数据而已，现在我打电话都能指挥人干这个活计。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设备制造业，外企就是一个销售跟售后平台的话，咨询行业外企应该有更多的技术含量，毕竟是一个玩脑子跟经验换钱的地方。在这里，我系统地学到了很多设计院没有的知识跟技能，但是也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瓶颈，就是你的护照决定了你在国内咨询业的地位，要想当国际咨询专家，就要先换护照。
虽然明白这个瓶颈，但是当时就是作为国内人员，收入的空间上升也是很大的，所以我舍弃了原来的设计院，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个行业。由于老婆当时在国外，我中间有两三年去陪她，还顺便读了个文凭，毕业后正式加入了一家美资咨询公司。
作为咨询行业，我们的客户遍及全国各地，所以就会有无休止的出差，开始很是陶醉飞机跟星级酒店带来的舒适跟便利。我跟公司里面年轻的人不一样的是，我有着超过十年的工作经验，所以不用人带，直接就投入各个项目，也很是有成就感。
在国外，咨询公司最多的国家是英国，由于市场饱和，近些年倒闭与被并购的不计其数，为了开拓市场，这些欧美咨询公司拼命想打开中国大门，造成中国国内咨询公司的竞争异常惨烈，往往一个招标有超过20家来投，八仙过海，各自拆台。
也就是在某个工作日的早晨，突然从总部来了群由人事财务跟律师组成的团队，带着打印好的补偿合同，召集大家开会，宣布马上关闭XX办公室，解除所有人的劳动合同，然后在N+1（或者更多点）的补偿合同上签字，然后任命留守团队，把现有项目的尾巴处理完后关门。
我们的产品在技术上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作为技术人员，我几乎看遍了所有的资料，也能跟客户侃侃而谈我们的东西有这个那个的优点，但是深入了解这个产品的机会少之又少。渐渐地，我惶恐了，这么做下去，一个刚出道的工程师，如果改行做市场的话，不出三年，就能把我的工作全部接下来，这就是行业里面的技术吗？时间在消逝，我还在吃着当年的老本，如果不吃技术饭的话，我还能干什么？
中国的经济，靠外资外贸拉动已经貌似到了极限，需要调整。国家正借助国企的那只手，来体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力。我们有很多国企的客户，日子过得其实比我们外企的人员好多了，至少不要上那么高的税，绝大多数外企，呵呵，中秋节连盒月饼都讨不到的，都打到工资里面了。国进民退，国有化在收回民营行业的生计的同时，也正逐渐将外资挤出中国。未来的十年，是国有企业大发展的十年。
但是呆在一楼的本地雇员就不一样了，没有别的肤色，手里要是没有多的资源的话，估计出局的年龄在40-45岁左右，女的大概是35-40左右，君不见一楼的大门外面，还有无数的毕业生挤着要进来吗？就跟春节火车站买火车的长队似的。
问题出在公司总部，这家百年的老店败了，原公司被另外的公司买去。合并后自然免不了一番争斗，很快的他被边缘化，给了一个小职，偏居一隅。T先生一怒之下辞职而去，幸好还几十年积累的人脉，被客户公司收编，继续做上海总经理。
跳槽还是不跳，是职场永恒的话题，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象鲜虾一样不停的跳，有时候刚跳到一个槽里还没混热火就又跳了，以至于我现在看我自己的简历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很过分，不得不把几家试用期未满的公司给删除了。
现在回想当年很多次跳槽其实没有太多的意义，职务差不多，就是多15-20%的薪水，如果在一家公司好好发展也可以有机会的，但那个对谁都怀着一颗怦怦乱跳的芳心的年代里，很多人迷失了，以为下一个槽一定好，结果过档了才发现问题。
就这跳槽的话题多说几句，外企跳槽很常见，但是单纯为了增加工资跳槽需要谨慎。其实每一个的圈子里面的资源是固定的，能够加入的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在职业生涯的前半段，就把能跳的公司都走了个遍，对着你最后的东家，估计很难有牌可打了。
2）职业前途有提升没有？如果跟我一样，带着一个高级工程师的帽子从一家跳到另一家，但是没有通过跳槽接触到实质的更有挑战性的项目，其实是浪费资源。因为你在原来的公司也许可以很快升职到项目经理，但是到新的公司，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2012年7月，诺基亚表示要关闭中国两个区域销售中心；接着，惠普宣布将于两年内全球裁员2.7万人；8月，摩托罗拉宣布裁减4000名员工。进入2013年，汇丰宣布今年将全球裁员3万人。3月8日，摩托罗拉员工收到总部的邮件显示，公司将再次裁员1200人。3月20日，汇丰人寿在上海宣布关闭其个险业务，数十名员工及上百名营销员遭遇“闪电裁员”。
受到这次职业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外企的普通白领，高管们所受的冲击比以往历次裁员都要剧烈，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进入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姑且称之为“外企白领一代”，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职场中的“40、50”现象。
1996年，大学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设计院当实习生，由于英语专业的关系，负责一些文字翻译，有机会和外企公司的员工接触。当时的北京，CBD还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八王坟时代”，摩天高楼屈指可数，国贸和中国大饭店等寥寥几座。
一个暑假下来，外企员工的工作状态让Stella叹为观止。“我当时都傻了，真羡慕呀！我们辛辛苦苦算一周的数据，人家那边计算机轻松搞定；我们要一次次坐1号线地铁回单位集体开会汇报领导，人家现场全球电话会议，我羡慕他们出差的待遇，羡慕他们流利的外语，羡慕他们开阔的眼界，所以我给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Stella感慨万千。
彼时的外企在规模上远不如现在的跨国公司，仅仅就是“某某公司中国办事处”，在人才招聘上还没有那么高门槛和过五关斩六将的考试。外语好、懂技术无疑是一个敲门砖，毕业时，Stella轻而易举找到了一份跨国公司办事处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来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缩影：勤奋、吃苦外加善于沟通，即所谓的高情商，让她一步步从文员变为Teamleader(团队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后在29岁那一年成为新更名为“某某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同时，她也在生活质量上实现了大逆转：从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环外拥有自己的公寓。
“在这个地方，国籍决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层楼的建筑的话，每层楼的人依次是：五楼(跨国公司注册国家的)本国人；四楼：其他国家的外国人；三楼：东南亚华人；二楼：有总部工作经验的海归或者有政府关系及客户背景的中国人，所谓外企的中国高管；一楼：一般中国本地雇员。”Stella形象地比喻。
当她止步“二楼”3年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30多岁了。“我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最尴尬的一群人，我的上面永远是一个讲着带有严重口音英语的岛国人士，非常难相处不说，还经常要步步惊心四平八稳处理各种office关系。我的下面是一群脸蛋如青苹果一般的小女孩儿。”Stella说。
于是，她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开了一家小型公关公司，虽说生计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风光，还是让她不得不去适应：之前是率领20个人团队，充当甲方牢牢掌握话语权，现在则是带着几个大学毕业生，开始赔着笑脸将乙方进行到底；之前是人群中的焦点负责全球最大Boss的新闻发布，现在则是幕后统筹充当服务角色；之前每年几次出国培训和公干，爱尔兰、英国、美国、澳洲和新西兰是家常便饭，五星级酒店是标配，现在则要自己出钱精打细算……
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个人迈入“40、50”阶段后，这是决定人生跳槽的关键阶段，可选择的范围相对狭窄。对于外企白领一代来说，跨行业和职业已经非常困难，他们只能在企业之间进行转换。目前很多人选择创业或者进入民营企业，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会比其他人面临更多来自企业文化上的不适应和个人心理上的落差，需要好好调适。
就像美国影星乔治·克鲁尼在影片《在云端》中塑造的那位拿着白金卡整天飞来飞去的裁员专家一样，David从大学毕业开始进入外企，他已经在这个圈子20年了，20年外企生涯，他跳槽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是“英美法德澳，八国联军都快全了！”
从能力上说，能做到外企整个亚太区MD(市场总监)这个位置的人凤毛麟角，管着从北京、上海到新加坡、雅加达，甚至东京、悉尼的人了。从人际上来说，他在这个圈子拿到过极高的表彰，大名鼎鼎无人不知，都说他是下一任统领大中华区数百亿人民币业务的总裁的不二人选，升职指日可待。
果然，在刷新了几次公司邮箱后，David收到一份公司官方发布的第四季度财报。长达30页的PDF文件详细罗列了该季度公司营收、利润等内容，但David只被财报最后几句话吸引住：“公司必须节省人力，开始进行无薪休假计划和人力调整。”
整个楼层开始人心惶惶。同事们开始沉默等待和猜测，几乎所有人都默默坐在自己办公位上刷新着内部即时通讯工具和邮箱，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已经被裁员，当然最担心的还是自己！原本视频会议的几间会议室已经被人事部征用，用于分批通知被裁员工。
David开始了自己那套例行说辞来安慰被裁掉的下属：“外企其实就是一个卖产品的公司，在哪里都一样。出行乘飞机，住高档宾馆，就是维护公司形象；西服革履，提着电脑包，讲点哪怕中国式的外语，时不时带几个老外出去，就证明自己的东西跟国内的不同；说白了，这些就是画皮。没有必要在这里耗，拿着几万元赔偿，换一个更好的offer才是最明智的。”
接下来的几天，David一直在思考，他觉得外企已经不是昔日的豪门，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央企和民企异军突起的时代，许多外企在中国的公司规模和业务范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加上最近几年公司的财报数字一年比一年难看，与其等着百年老店被收购自己再寻找下家，不如及早离去。
但是外企家大业大，自己早就习惯了出差总是出入五星级酒店甚至常常商务舱来回，加上目前妻子是全职太太，两个孩子正在上着国际学校，一家人习惯了高标准的中产生活，“当年和我一起打拼的哥们儿有的自己创业去了，有的去了民营企业，以我目前的薪资标准其实去哪里都一样。创业已经年岁不饶人，而且外企职责分明，很多工作分得很细，令很多外企人的能力只专属于本职工作，不能发展其他职位的工作能力，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颗‘螺丝钉’。去民营企业呢又是重头再来，不免又是一番争斗。”David心事重重，决心近期给自己放个假，想想今后何去何从。
Richard，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下称“四大”)中某一家的合伙人，他笑称自己已经“四张”了。回想过往的“四大”生涯，Richard觉得充满了成就感，但也常常有种无力感袭向心头。
晚上9点，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办公室里，Richard和他的团队仍然在挑灯夜战。Richard起身到茶水间给自己泡了一杯青咖，不加糖也不加奶，这样更能够驱散睡意。他知道为了手上这家客户的上市项目，手下十几号人的团队又将度过不眠之夜。
加班和出差，是这个行业众所周知的特性。Richard说，在很多人眼里，“四大”和投行都差不多，前20年是用命来换钱，后20年是用钱来换命。当40岁逼近的时候，他时常会问自己：自己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进入公司的第三个年头，Richard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猎头的电话，某家总部位于广东的企业亟须找一位财务经理，猎头暗示他，再做个两三年晋升总监并非难事。Richard拒绝了。2007年，这家企业顺利上市，财务总监同样有着“四大”的经历。Richard说，他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过去十几年里，Richard有不少朋友同事跳槽，从乙方跳到甲方是最常见的。财务人员在甲方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四大”经历毫无疑问是敲门金砖。10多年来，很多原本并不知名的公司一跃而起，爆发式的增长让它们获得了PE资金最终被推向上市之路。Richard错过了那些机会，得到的是在“四大”内部的逐级晋升，从助理审计、审计员、高级审计员、审计经理、高级审计经理、合伙人。Richard颇为诙谐地说，像我们这样的大P(合伙人)，其实还有两步可以走：主管合伙人、首席合伙人。
和其他在外企工作的“40、50”们不同，Richard并不担心自己会失业。在他看来，无论在国企、外企还是民企，你越占据了核心职位，你被裁掉的机会就会越小。“况且中国还有那么多公司等着上市，等着并购，等着审计呢，在可见的将来，业务还会膨胀。”
实际上，“国籍天花板论”在会计师行业正被打破。2012年，财政部出台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要求“四大”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后，内部履行最高管理决策职权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且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Richard说，在“四大”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大P们几乎都是外国籍，后来越来越多的ABC(出生在美国的华人)和外籍海归，接下来就是中国台湾籍或香港籍的合伙人，现在中国本土的合伙人已经占据了六成以上的席位。“中国籍合作人坐上首席合伙人也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未来并不排除中国籍合伙人可能会向那些新兴国家输出。”
当然，像Richard这样打破“国籍天花板”的人在外企并不常见。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和行业有关系，因为审计和会计行业本身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不仅在外企，国企也是如此。而且，在目前外企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四大”也开始流行通过低薪休假甚至无薪休假的方式，变相裁员渡过难关。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经历了2009年裁员后，企业一般不会轻易裁员，而采取给员工放假、减薪的方式，等待经济反弹时的订单增加。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劳隐忍能干，上大学时就开始打工，由于外语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广交会给外国人当翻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企，直接给老板当助理。工作之余，学习投资理财。“广东人哪有不炒更(指从事第二职业)的，要想靠工资赚钱，那不可能。”
结婚两年后，Simon和妻子开始了一系列的投资理财：先是投资共同基金，然后是股票，结婚初期的生活方式为后来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调。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Simon又开始投资房地产、技术移民。即使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使他们的投资缩水一半，但是后来又在楼市上赚了回来。等到他计划退休的时候，已经有了澳洲身份，还在悉尼有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还和妻子有40万澳元的养老储蓄金。
中华英才网人力资源专家刘兴阳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表现在跨国公司的中国经理人身上，就是“玻璃天花板现象”。“这种事情屡见不鲜，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目前出现的外企白领一代的人生转型相当特别，因为他们是随着改革开放成长的新一代，和以前知识构成相对简单、按照论资排辈被社会自然淘汰的50后、60后相比，这些40多岁的外企白领的成长经历了中国经济最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面临大量精力充沛、学习能力更强、起薪低廉而且供应无限的年轻人崛起，他们在人才市场上渐渐失去优势，这是特定的经济发展规律导致的。”
怡安翰威特大中华区首席商务官兼全球研究中心总监庞锦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外企的‘40、50’现象并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要看中高级管理层的知识更新和储备能否适应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他们的经验和人脉是否对于外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否很难取代。对于某些专业性较高行业和职位，‘40、50’危机并不需要过分担忧。”
刘兴阳表示：“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从制造产业升级为创造产业的过程，各个跨国公司在中国也开始产业和结构转型，中国本土企业也开始逐渐完善企业制度，因此这些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升到中高级职位的老白领面临人生另一次重大抉择。我个人建议他们好好想想。之前他们犹如一直在外企的高速列车上一路狂奔，从来没有慢下来停一停。应该调整好心态，放缓步伐，有时候换个环境不是坏事。”（来源：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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