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社会领域中做政策抉择时，是否可以用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性”和“人文关怀”来取代“效率”和“平等”，以衡量和调整社会政策的效率和效果。本文从“效率和经济理性”，“平等与人文关怀”，“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和“科学理性与人文”四个视角入手，对上述议题进行了讨论。三、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从公平与效率到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理论都已作出了各种不同的诠释。五、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分析框架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社会领域中做政策抉择时，是否可以用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性”和“人文关怀”来取代“效率”和“平等”，以增衡和调整社会政策的效率和效果。
内容提要：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效率与平等”这一对矛盾，成了中国社会一个的话题，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审视这个议题，经济哲学层面上的“效率”和“平等”可能会显得过于抽象。因此，在社会领域中做政策抉择时，是否可以用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性”和“人文关怀”来取代“效率”和“平等”，以衡量和调整社会政策的效率和效果。本文从“效率和经济理性”，“平等与人文关怀”，“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和“科学理性与人文”四个视角入手，对上述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有关经济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分析框架。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矛盾，成了中国社会一个的话题，但在各个时期高层的说法似乎又一直在变化。在历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对“效率与公平”的说法显然是有差别的：后，直到1987年的“十三大”才开始涉及这个议题：“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现社会公平”，立足点还在“公平”。1992年的“十四大”，提法有点不偏不倚：“兼顾效率与公平”。1997年的“十五大”和2002年的“”，观点鲜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被放到了“优先”的上。2007年的“十七大”和2008年的“”则都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但前者更为原则性的提法是“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而后者的提是“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2012)。
当今世界上，关于“效率与公平”这一议题的讨论，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当属罗尔斯(John Rawls)的《论》(A Theory of Justice)(罗尔斯，2009)、《作为公平的——新论》(Justice as Fairness—A Restatement)(罗尔斯，2002)和奥肯(Arthur Okun)的《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Equality and Efficiency：The Big Tradeoff)(奥肯，2010)。一般认为，罗尔斯的《论》和《作为公平的——新论》“主张以一种更抽象的社会契约论来替代功利主义”。“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和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奥肯的思考则是在经济哲学层面上，“以超越经济领域的视角对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及抉择问题进行价值分析和判断”(陈树人，2008)。
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审视这个议题，经济哲学层面上的“效率”和“平等”可能会显得过于抽象。因此，在社会领域中作政策抉择时，是否可以用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理性”和“人文关怀”来取代“效率”和“平等”，以衡量和调整社会政策的效率和效果。
要以“经济理性”和“人文关怀”取代“效率”和“平等”为衡量尺度以帮助决策，就要先界定经济理性是什么？以及经济理性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要界定人文关怀是什么？以及人文关怀与平等之间的关系。以下分而述之。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