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诗中蕴含着丰富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学内容，其中涉及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等，历史人文地理学如经济、人口、民族、交通、城市、文化等诸多学科领域。对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进行一番细致的耙梳整理和深入挖掘，对于科学认识唐代的地理及建构起较完善的唐代历史地理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题材广泛，数量丰富。今天可考的唐诗作者3700百多人，仅清人所编《全唐诗》录入唐诗就有48900多首，内容涉及军事、文学历史、边塞风情、田园风光、羁旅行役、宫苑闺情、都市巷里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唐诗中蕴含的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地理学的知识，涉及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等历史地理学学科的诸多领域，对其进行较为系统的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有利于我们较为准确地认识唐代的地理，重新建构较为完善的唐代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
唐宋时期是传统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时期。该阶段，魏王李泰主编的规模巨大的《括地志》和李吉甫编纂的《元和郡县志》两部卷帙浩繁的地理总志及《旧唐志》、《志》等沿革地理学著作，无论是内容之丰富，还是涉及的地域之广泛以及时间跨度之长都远远超过了前代。毫无疑问，以上著作是我们今天研究唐代沿草地理难得的珍贵文献。然流传至今的《括地志》大都是残篇断简，《元和郡县志》也是残缺本。而且以上地理学著作往往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元和郡县志》叙述某些州县沿革往往过于简略，由于资料不全，往往显得残缺、混乱。同时，该书多失于不载书传出处，使得人们难以权衡原始资料之价值。清代学者孙星衍即曾是书“间有异说及疏漏之条。”完全保存下来的《两唐书·地理志》虽然被史学家为是《汉志》以后体制更为严密、内容更为详备的最好的《地理志》，但《旧唐志》是在五代十国割据和混乱的下匆促成书的，作者对唐代史官的著述因袭多而筛选加工少，显得内容粗糙而结构杂乱；《书》所运用的多属第二手材料，行文往往失于过简，不利于了解历史沿革和当时的具体情况。此外，还应强调的是，《括地志》反映的是贞观时期即盛唐时期的区划建制，《元和郡县志》反映的是唐宪时期即中唐时期的区划建制，《唐书·地理志》却反映的是晚唐区划建制。因此。今天我们在使用以上地理学著作研究唐代沿革地理时，难免都存在若干局限性。然而，唐诗中却保留了大量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唐代历史地名，其中涉及到了唐代的民族、山川、河流、渊薮、城邑、关隘等地理名称，若将其与相关文献记载有机地结合起来，则往往能使不少长期聚讼纷纭的唐代历史地名问题迎刃而解。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剑外忽传收蓟北”，结合相关史料可知此处的“河南”是指河南道和道，它们是开元十五道的一部分。据记载，唐代贞观初年，天下平定。“并省州县，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十道中即曾有河南、二道。贞观初年河南、二道的辖境与今日的河南、二省的区划范围显然有较大差异。据《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历代州域形势五》记载，贞观年间的河南道辖境“东尽海，西距函谷，南濒淮，北薄于河”，相当于今河南、山东两省的隋唐时期黄河故道以南，安徽、江苏两省淮河以北，西至汝河流域，东濒于海的广大地区。道辖境“东并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相当于今、天津两市全部，和的大部，南至河南、山东两省的隋唐时期黄河故道以北地区。到了唐玄年间。“以江山阔远，奉使者”，将贞观十道分为十五道。开元十五道中虽仍有河南、二道，但河南道区域范围则发生了较大变化。贞观年间的河南道于开元年间析为都畿和河南二道，都畿道辖境是洛阳附近各地，河南道辖境除划归都畿道以外的原河南道各地。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他诗中的河南、显然指的是开元年间的河南、二道。另如岑参诗中经常提及的“轮台”：“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尝读西域传，汉家得轮台。”‘‘轮台东门送君去。”“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据史载，汉代轮台就是今天的轮台，是西域都护府的治所，而唐代轮台位处天山之北，是一个县名，属庭州。“唐人诗文中轮台，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指轮台县，而是沿用汉轮台的典故，以轮台代西北边地，或指称西州、庭州一带地区。长安二年庭州改置北庭都护府，轮台更明确地成为北庭都护府辖区的代称。”对此，闻一多、陈铁民和王永兴等不少学者先后专门进行过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又如唐诗中有“云阳”古地名，题名有云阳地名的唐诗即有李端的《云阳观寄袁稠》、司空曙的《云阳馆与韩绅宿别》等。今天重庆、河南、云南等地皆有以“云阳”为名称的地名。然其中值得注意的，李白“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中的“云阳”所指并非今天以上地名。唐代丹阳于春秋战国时期曾称为“云阳”。《汉书·地理志》“会稽郡曲阿”下，颜师古注日：“故云阳，莽日风美。”杜佑《通典·州郡》丹阳郡丹阳下，注日：“古云阳也。秦始皇改日曲阿，汉因之。汉丹阳郡所领丹阳县，非今县也。梁改为兰陵郡。大唐天宝初改为丹阳。”有的学者考证，李白诗中的云阳即唐代丹阳，在今江苏省丹阳县。以前，有的学者曾引用李白的《丁都护歌》来说明三峡地区的商业状况，则似有诸多可商之处。再如唐代的边塞诗中常常出现“天山”一词：“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而古代在我国西北边塞却有两条山脉都叫“天山”，一条是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以南的祁连山，另一条是横贯新疆中部的天山。在解读边塞诗时，应据诗的内容分清“天山”是泛指还是确指。有些诗中的天山，不过是西北边疆甚至是边疆的代称，属泛指，用不着穷究其具体所指。但唐边塞诗多是缘事而发，以当时的边事为题材，故诗中的天山多属确指。对属确指的天山，要根据诗里所表现的历史事件和相关的地名，分清它是指甘肃境内的祁连山还是新疆境内的天山。有的学者已作详细考证，《关山月》中是指祁连山，而《战城南》中是指新疆的天山。诸如此类涉及唐代及其以前历史地名的例子，唐诗中举不胜举。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几千年来积累的历史地名浩如烟海。据有的学者统计，南北朝时期完成的几种地理志中，所涉及的地名数量，“《后汉书·郡国志》超过四千处，《宋书·州郡志》超过两千处，《魏书·地理志》更多，超过六千处。这一时期的所有地理学著作中，记载地名最多的是《水经注》，全载的各类地名，达二万处左右。”唐代以后，历史地名的研究日渐趋向成熟，历史地名的研究几乎成为一切地理学著作中必不可少的专题。随着历史地理学学科的蓬勃发展，历史地名学研究不仅要求我们了解历史地名的原始概况，还要进一步了饵历史地名的发展和变迁。因为，在我们今天看来，“历史地名的动态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唐诗中涉及的历史地名种类众多，包括人物地名、史迹地名、古国地名、部族地名、方言地名、动物地名、植物地名、矿物地名、地形地名、土壤地名、地名、传讹地名等，数量更可谓是洋洋大观。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地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这些珍贵的历史地名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并作较为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其必将对历史地名学及其所反映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深化作用。
历史自然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它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由人类经济活动而导致的自然地理的变化，如气候的改变，植被的变迁。河道的迁徙，湖泊的涨缩，海岸线的推移等。唐诗中有关唐代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记载颇多，其中某些重要的诗篇是我们今天进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难得的文献资料。
唐诗中有许多有关唐代地形地貌的篇章，其中许多蕴含着重要的地理学价值，是我们研究唐代历史地貌的珍贵文献。
如唐诗中多次出现的鹦鹉洲。崔颢“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孟“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看江中鹦鹉洲”、李白“鹦鹉洲横汉阳渡”等皆为传颂一时的佳句。“洲”的记载最出现在先秦时期时期的文献中。《诗-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毛传》：“水中可居者曰洲。”此种解释井见《说文》、《尔雅-释水》等。秦汉以后，长江流域逐渐得到开发，由于植被，水土流失，泥沙日益增多，长江分流众多，在穴口处也形成众多的江心洲。郦道元《水经·江水注》说津乡县“左右有数十洲，盘布江中”，这些数量众多的大大小小江心洲至迟在北魏以前已经形成。《江水注》中也曾提到鹦鹉洲：“江之右岸当鹦鹉洲，南有江水右迤，谓之驿渚。”“江之右岸，有船官浦，历黄鹄矶西而南矣。直鹦鹉洲之下尾。”南宋末年。古鹦鹉洲一带的河道开始有所变化，上游主流改道，使古鹦鹅洲的右汉道，即和武昌央江日益变宽，变为主汉，古鹦鹉洲不断受潮流冲刷，洲面渐渐缩小。元代，古鹦鹉洲下陷日益严重，明代洲陷继续加快，武昌江岸也逐渐外延。据《鹦鹉洲小志》记载，古鹦鹉洲在清雍正初年完全沉没于江了。唐诗中还提到桑落洲：“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尽，平沙长未休。想应百年后，更悠悠。”根据有关地理学资料可知，桑落洲形成于汉代，系江水在湖口附近受赣江顶托泥沙淤积而形成。在广阔的泛滥平原上，疏松的江岸随着主泓道的改变，在江流的冲刷下，长时期的江岸崩塌，大量沙土投入江中。从而形成新的洲渚，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地理现象。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历史时期上长江中游地区不乏崩岸的记载，这种崩岸大多发生于以下的江岸，桑落洲位于鄱阳湖湖口外，正处于这一江段。由此可见，唐诗为我们提供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江心洲的形成及其演变的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为我们研究长江中游地区的地质发育状况和复杂多变的流水地貌提供了颇有价值的线索，具有正史《地理志》和地理总志无法替代的独特的学术价值。岩溶地貌在我国分布很广，类型很多，尤以西南地区的广西、贵州和云南三省(区)为最。这个地区深厚的石灰岩层受到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不断溶蚀，年长日久在岩体的外表和内部，就分别形成孤峰、峰林(石林)、天生桥、落水洞、溶沟溶洞、暗河暗湖、钟乳石、石笋、石柱等各种奇特的自然景物。由于云贵地区大山连绵，交通不便，长期人迹罕至，一直到明代著名地理学徐霞客才第一次对这一奇特地貌进行了大面积的探索。其所著《徐霞客游记》迄今仍被学术界为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岩溶地貌的科学文献。然而，唐诗中就有涉及西南桂林一带岩溶地貌的篇章：“笋林次第添斑竹，雏鸟参差护锦囊。乳洞此时连越井，石楼何日到仙乡?”桂林原为汪洋大海，后演变为陆地，而地壳的上升与江流的下切，使漓江两岸的山体不断溶蚀崩塌，溶洞露出水面。形成具有多层溶洞、千姿百态的山峰。诗人李频也曾留下有关描述岩溶地貌的诗篇：“石上草，泉中落异花。”这对于研究岩溶地貌的发育及地理分布情况，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以上诗篇产生的时代比徐霞客所处的时代早八个世纪，其自然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早期的流水地貌学文献。
如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还能列出更多对研究唐代地形地貌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诗篇。这里仅举几例：如“灵山峙千仞，蔽日且嵯峨⋯⋯石粱高鸟，瀑水近天河”勾画出灵山山峰巍峨高耸的地理形势；“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州驯展示了唐代梓州一带千山万壑的地貌轮廓，“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则描绘了开封所处豫东平原一带如砥的平原地形。此类例子。唐诗中比比皆是。
唐诗中有关气候的篇章颇为多见，这些诗篇是我们进一步探讨唐代的气候状况的重要佐证材料。竺可桢先生认为，中国气候在第七世纪中期变得暖和。其后，满志敏、王铮、吴宏岐、蓝勇等学者对竺先生的观点作了补充或修正，但是，唐代温暖期的存在在基本上仍是学术界的共识。这可以得到黄河流域许多物侯资料的。从“箨落长竿削玉开，君看母笋是龙材等诗句，我们可以知道，昌谷(今河南宜阳县)地区的竹子是很多的，其附近的连昌宫亦是“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自束。”。唐诗中还透露出，秦川大地亦有的竹林：“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咀蚓北方除了竹子外，还可以看见梅花，甚至在天山附近亦能看见。有诗为证：“天山傍一株梅。年年花发下。”众所周知，竹子和梅树是带植物，其生长北界现在都已经南移，而唐代时它们能够在北方生长，由此我们是不难推断当时气候之温暖。已经有学者注意将唐诗和历史气候的研究结台起来，从而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如鲁西奇先生就引用张九龄、杜甫、李颀等人的诗句，结合《太平广记》、《杨太真》、《通典》、《元和郡县志》和《瓶唐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载，以证明“唐代荆襄地区盛产柑橘，而且品质不错，属于优良品种。这只能在暖湿的带气候条件下才有可能。”并“推知唐代荆襄地区的气候大致与三峡地区相近”，即“其年均温比现在高出2℃左右。”据历史地理学家研究，自唐中后期开始，中国气候就逐渐朝干冷方向演化。吴宏岐、党安荣先生从唐长安驯象的史实入手，认为气候的转冷应大致在唐德贞元十三年(797)前后，亦即在八世纪末期。费杰和侯甬坚先生认为，公元799前后存在一次百年尺度的气候转寒，以此为界，可划分为相对温暖且较稳定的阶段I(620--799AD)和相对寒冷且波动频繁的阶段Ⅱ(800--960AD)。白居易的诗句“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一人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苦寒月。⋯⋯君不见建中初，驯象生还放林邑。君不见贞元末，驯犀冻死蛮儿泣”正可以与以上结论相佐证。
气候的因素除了冷暖状况外，干湿状况亦能体现候的变化。北方相对干燥，如岑有“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夜风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乱石走。”“有时无人行，沙石乱飘扬”由此可见庭州的天气是多么地恶劣，常处于大风扬尘的天气中，阐一多《风诗类钞》日：“大风扬尘，从上而下日霾。”有学者认为霾是今天所谓的沙尘暴的现象。而南方则是湿润多雨，戎昱就认为成都的气候是“地卑多雨润，天暖少秋霜”。通过对唐诗相关资料的整理，势必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唐代的气候状况提供重要的帮助。
唐诗中也保存有大量关于植被和动物的记载，这为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唐代各地区的植被状况和动物地理分布情况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从唐诗的有关篇章可知，唐代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植被状况良好，有茂密的森林覆盖。如“巴江可惜柳，柳色绿侵江”；“汉阳江上柳，望客引东枝”；“山桃红花满，蜀江春水拍山流”；“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引长江流域地面大量覆盖森林等植被，不仅美化了山川自然，而且还可以起到防止了水土流失，减少河流来沙量得作用。除了柳树、桃树，唐诗中还提及了槐、桐、桤、樱、槿、松、柏、楸、桧、楠、杉、桑、椰、柑、枫、棕、梅、杏、梨、枣、李、桂等树种。依据唐诗各篇章所记述的地域，我们可以获得有关这些树种的地理分布情况的诸多有价值的信息。如，史俊诗中提到：“此木尝闻生豫章．今朝独秀在巴乡”，由此可知，，这一明清时期大修时所用的皇木，不仅仅产于豫章(今江西)，唐时西南地区的四川亦有，并且还有上百年树龄的楠术，兹有杜甫的“倚江楠树草堂前，故老相传二百年”可证。除林木外，唐代南北各地均有竹林分布。这一点，在前面气候部分已经论及，这里略而不论。今天，在南方已极罕见，北方亦无竹林分布。由此可见，随着人类经济生活活动的频繁及气候的变化，长江、黄河流域的植被状况也已发生了重大变迁。
唐诗中提及的动类也有很多。其中鸟类有雁、燕、天鹅、野鸭、鸳鸯、海鸥、鹭鸶、自鹭、鹤、鹰、百舌、子规(杜鹃)、翠鸟、鹧鸪、莺、乌、雀、鹊等，兽类有虎、豹、猿、麋、鹿、马、牛、羊、犬、獭、象、熊、鼠、蝙蝠等。虫类有蝉、蜂、萤火虫、蝴蝶、蜘蛛、蚊、蚕、蜻蜒、蝗等等。由此可知，唐诗是我们研究唐代动物地理分布特征的重要参考文献。唐诗中有许多有关蝗灾的诗篇，如“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余枯茎。”，“兴元兵后伤，和气蛊蠹化为蝗。始自两河及三辅，荐食如蚕飞似雨”，皮日休在其《三羞诗三首》其三的序中言及“丙戌岁，淮右蝗旱”，结台唐诗与相关文献资料、地方史志对蝗虫的地域分布特征深入进行一番探讨，不仅可以全面了解唐代蝗虫的地域分布规律，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唐代蝗灾的地理状况。唐代巴蜀地区动类繁多，有诗为证：“子规夜夜啼巴树，不并吴乡楚国闻。”“天下猿多处，西南是蜀关。”、“蜘蛛天下足，巴蜀就中多。”，有学者通过对唐诗中所描绘的巴蜀的动物进行探讨，研究巴蜀的气候、植被和人类活动等因素与动类之间的联系。唐代时，自然还是比较好的，动物分布也很广，时人常猎于渭城、徐州、辽州、营州、骊山、浙西府等地；唐代人不但惯于冬猎，甚至还出猎海上，有高适《同群公出猎海上》一诗为证；唐代时不但少数民族惯于狩猎，唐朝的官员、将领，甚至都爱好打猎，唐太就作有不少反映他御猎的诗篇。
唐诗中关于水文方面的记载颇为详备，其中颇多有重要科学价值的记录，是我们全面考察各地水文状况的极为珍贵的参考文献。据不完全统计，唐诗中主要涉及的水文地理实体就有黄河、长江(扬子江)、汉江、嘉陵江(阆水)、锦江、岷江、桐庐江(桐江)、钱塘江、富春江、建德江、湘江、桂江(漓江)、汴、汾、渭水、泗水、洛水等河流以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青草湖、钱塘湖(西湖)、镜湖、芙蓉湖、曲江池、陂、桃花潭、渔浦潭等湖沼。从唐诗各篇章中，不难看出唐代我国南北许多河流水量丰沛。如李白《黄鹤楼送孟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杜甫《长江二首》其一：“浩浩终不息，乃知东临极。”，白居易《渡淮》：“淮水东南阔，无风渡亦难。”从列举的诗句的字里行间，我们是很容易看出，唐代时江、淮等大河的水量就常充沛的。北方有许多河流，它们在今天已经水量大减，甚至濒临干涸，但在唐代却并非如此。李颀《与诸公游济渎泛舟》：“济水出王屋，其源来不穷”；韦述《晚渡伊水》：“悠悠涉伊水，伊水清见石。”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济水、伊水当时水流量还是很大的，而且水质还普遍良好。杜佑《通典》，唐代济水的名称已逐渐为清水所取代，可见济水之清澈了。从唐诗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唐代的许多河流不仅水量丰沛，而且水质也普遍良好。白居易《渭上偶钓》：“渭水如镜色，中有鲤和鲂”；罗隐的《汉江上作》：“汉江波浪绿于苔，每到江边病眼开”；元稹《嘉陵江二首》其一：“今日嘉川驿楼下，可怜如绿绕明窗。”由此可见，在唐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人类活动对的程度较轻，植被状况良好，渭水和长江等大河流基本上不存在较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但黄河由于人类活动频繁，黄土高原的植被和水土流失情况在唐代已经是很严重的了。如孟郊《泛黄河》：“谁开昆仑源，流出混沌河”；刘禹锡《浪淘沙》：“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白天涯。”这均表明黄河在唐代就已经是条“混沌河”了。唐诗中还有大量关于湖泊的记载，其中尤以对洞庭湖的描写为多。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属构造湖。先秦时期，洞庭湖地区还只是一个河网交错的平原。东晋以后，洞庭湖地区正处在沉降时期，从而形成了北魏郦道元所说的湘、资、沅、澧四水“同注洞庭”的局面。郦氏并云当时“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到唐代，从可朋的《赋洞庭》：“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中，我们知道唐代洞庭湖就已经有“八百里洞庭”的称呼了。李白在《游洞庭湖》中描写到：“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由此可见其湖面之辽阔。《巴陵志》亦有：“洞庭湖在巴丘西，西吞赤沙，南连青草，横亘七八百里。”的描写。由以上材料并结合唐代的其他文献，就可以对洞庭湖地区的水文情况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总而言之，唐诗中保存有大量珍贵的具有科学价值的水文资料，从而为学术界深入了解唐代的历史自然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唐诗中亦有许多关于土壤的记载，这对于我们研究唐代各地区的土壤状况和人地关系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
唐人认为“良田无晚岁”。“人功虽未及，地力信非常。不任耕耘早，便宜黍稷良。无年皆有获，后种亦先芳。盈千亩，青青保万箱。”所以唐诗主要是论及土壤的肥沃与否，如“耕地桑柘间，地肥菜常熟。”、“买地不肥实，其繁系耕凿。良田少锄理，兰焦香亦薄”、“耕者求沃土”，这都说明种植注意选择肥沃的土壤。唐诗中亦提及了土壤的地理分布情况，如白居易认为“自常及杭。凡三百里”均是“平河七百里，沃壤二三州”，韦应物指出“泱漭吴土肥，始耕已见获。”，杜甫亦论及“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畴。”(栗亭镇在同谷县)，而“右辅田畴薄”，而在自淇河涉黄河途中的南河浒的农民则是苦于“租税兼舄卤”。从上我们不难看出唐代时常州、杭州和苏州一带是土地肥沃的地区，而河南、陕西亦是有土地贫瘠的地区。
唐代人已意识到土壤经过改良，可以变得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唐诗中对此亦有记载。泾水流域的关中地区本是盐碱土分布较多的地区之一，《册府元龟·帝王部·赦宥门》中记载了唐玄在制文中还正式提到“栎阳等县，地多咸卤，人力不及，便至荒废”，而徐珩提及在泾水流域“泥粪汉田腴”，我认为这是唐代开决泾水，以此灌溉使得盐碱地变得肥实的缘故。有学者曾对我国古代北方种稻改碱进行过研究，认为“开渠溉田、填淤田土、排泄卤水和种植水稻，是古人综合利用盐碱化土壤的一整套措施，缺一不可。”除了对盐碱地进行改良，唐人还通过施肥以改良土壤，如王季友有“河上淤泥种桑麦”，白居易亦说要“闲时粪土疆”。唐人还利用深耕细作以改良土壤，“种豆耕锄，种禾沟畎”，“疏通畦陇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通过这一系列的的措施，土壤得到了恢复和改良。通过对唐诗中有关土壤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了解唐代土壤的状况，可以为我们现阶段改善土壤，发展农业生产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历史人文地理学也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各种人文地理现象发展变化的特征及其规律，主要包括疆域变化、政区沿革、民族迁徙、人口分布、城市兴衰、经济文化区域特点等等。唐诗中保存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地理学材料，涉及唐代经济地理、民族地理、交通地理和城市地理等诸多重要分支学科。兹分别述之如下：
唐诗中保存有大量珍贵的经济史料，它们是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唐代农、林、牧、副、渔等经济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兹以农业经济地理为例，唐诗中所常见的粮食作物有麦、粟、禾黍、荞麦、火米、和稻等种类。有学者就曾对以上粮食作物的地理分布及种植情况做过深入地研究。如鲁西奇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中就对《全唐诗》中所见汉水流域的水稻和小麦种植情况进行过考察，认为“唐代汉水流域水稻的种植非常普遍，上游汉中(兴元府)、洋州和中游丹水上游的商州都有水稻种植，下游荆、复、沔州等地更不必说。”‘‘唐代汉水流域小麦种植最集中的应当是中游南阳盆地、襄宜平原、随枣走廊和属于下游的江汉平原西部丘陵地带。”如李伯重、林立平、牟发松等学者均认为至迟在中唐以后南方已开始进入稻麦轮作复种阶段。李伯重为了说明该问题，还举出了白居易《答刘禹锡白太守行》诗中的“去年到郡时，麦穗黄离离。今年到郡日，稻花白霏霏。”两句为证。力陈唐代南方稻麦复种之可能。而郑学檬则认为，李氏的论断可以成立，但“依然是一个推断”而牟发松引用元稹的《竞舟》和《赛神》二诗的描述论证唐代中游地区已开始出现稻麦复种制，是很有力的。以上学者引用唐诗对江南稻麦种植进行研究，视角新颖，论据扎实可靠。古代文献提到畲田。畲田，即俗称的刀耕火种，先放火烧去地面的草木，后掘地下种，种二三年后再撂荒，如法另烧一地再进行耕种。温庭筠的《烧歌》：“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自言楚越俗，烧畲为旱田。”由此可知，烧畲是楚、越的旧俗，主要在山地上进行。对于畲田这一落后的耕作方式，唐代诗人多持赞赏态度。如吕温《道州观野火》云：“乃悟焚如功，来岁终受益。”刘禹锡亦称：“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烧畲虽然落后，长期如此会生态，而在当时却是一种比较适应山区初步开发的耕作经营方式。
从唐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唐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迹象。黄淮流域农业经济的繁荣伴随着安史之乱的发生而宣告结束。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已是如李商隐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所说的，“高田长槲枥，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而与此同时，南方经济却因很少受战乱的影响而逐渐发展起来。王驾在《社日》中写到：“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南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就使得南北经济重心开始调了个，变成了“如何江淮粟，顺漕输咸京”，长安的粮食供给全靠南方了。南方的生产力较以前已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另外还应引起注意的是，虽然唐代的生产力水平较前代已属发达，人们普遍吃稻、麦，但是逢到凶年饥岁，苛税严重，人们仍然会去采集一些天然的野生植物来果腹，唐诗中提及这些采集植物主要有橡、薇、蕨等。除了粮食作物的种植外，中国古代传统农业内部还包括经济作物的种植。
唐代的经济作物主要是桑、麻等。桑麻的种植跟的鼓励和引导，即实行租庸调制是分不开的。凡在适宜种植桑麻的地方，我们基本上都能从唐诗中找到当地种植桑麻的文字来。象张籍《江村行》中就有描写苏州“桑林葚黑蚕再眠，妇姑采集不向田”的诗句；卢纶《送邓州崔长史》：“绕郭桑麻通淅口，满川风景接襄州”；戎昱《汉上题韦氏庄》：“调笑提筐妇，春来蚕几眠。”同时，再结合唐代地理文献所记载的各州府的主要物产，其中关于纺织品的记载不仅可以反映各地纺织品的种类，而且从中还可以看出桑蚕业与麻类作植的地理分布的大致情势来。除了丝、麻织品，唐代岭南地区也已经出现了棉织品。白居易在《新制布裘》中“桂布白似雪，吴棉软于云”，“桂布”是唐代“桂管”地区(今广西)用棉织成的布，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唐代桂管已为棉花的主要产地。除了桑、麻、棉，茶也是重要的经济作物。茶多是野生，伴随着市场需要的增多，李伯重认为当时江南已出现林茶间作茶园，即人工种植茶叶。韦应物《喜园中茶生》云：“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茶园”，明确指出是在郡府园中种植茶树。而当时上贡的顾渚紫笋茶、阳羡茶多是野生茶，这从袁高的《茶山诗》和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的诗句中是很容易知道的。除此之后，当时还出现了茶叶买卖。白居易就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除纺织品与茶叶外，水果生产亦是人民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张籍等诗人的诗作中多次提及了洞庭橘，可见它多受时人欢迎，白居易就有“浸月冷波千顷练，苞霜新橘万株金”的诗句。唐诗中反映农业、林业、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地理方面的材料还有很多，囿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唐诗中保存有丰富的经济史料，是我们全面了解唐代经济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唐诗中亦有诸多有关唐代民族方面的记载，它是我们研究唐代民族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唐诗中所提及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峒、羌、奚、蛮、胡、回鹘、吐谷浑、党项、越、两蕃(奚与契丹的合称)等。以上族称泛称较少，多是专称，其中有些民族当时还处于氏族部落的发展阶段，其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还不很稳定。我们借助唐诗的相关记载，不仅可以对唐代的民族概念有较深刻的认识，同时还可以对唐代的民族构成及地理分布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如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白居易《蛮子朝》：“开元虽圣神，唯蛮倔强不来宾。⋯⋯谁知今日慕华风，不劳一人蛮自通。”从以上诗句，我们不难看出渤海、蛮子(此指南诏)族自觉学习发达的汉族文化，以为其所用。同时，汉族亦以其的胸怀，积极吸收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白居易在《时世妆》中介绍唐元和时流行的妇女装饰，有“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其最后一句就点出了“髻堆面赭”是外来影响。赭面是吐蕃习俗，而髻堆是吐谷浑旧俗。除了化妆方面，凉州的歌舞曲亦如杜牧《河湟》中所云“流传天下乐闲人”。唐诗中亦有相当篇幅反映唐王朝与吐谷浑、吐蕃、南诏等边境各族战争的，其中许多记载不仅是我们了解唐代民族构成和地理的珍贵史料，亦是我们探寻中华民族的形成轨迹的重要。有战就有和，从唐诗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公主和亲、使臣和蕃的诗篇，如孙逖《同洛阳李少府观永乐公主人蕃》、郎士元《送杨中丞和蕃》等。公主和亲、使臣和蕃是唐王朝在客观效果上促进民族融合的两大措施，对于这一点，我们在研究历史民族地理时是不容易忽视的。
唐诗中有关交通方面的记载也很丰富，许多诗篇是我们研究唐代交通状况的珍贵参考文献。储光羲有旬称洛阳道“大道直如发”，而据《旧唐书·玄本纪》我们知道唐朝是比较重视道建设的，除了道“直如发”，还在道两旁造护林。据唐诗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唐代多以车、马、船等为交通工具。由于交通工具的便利，当时各地之间的交通也是很频繁的，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长安与各州之间都有通道，这些通道在反映唐代交通情况的教科书上基本上都有所概括，在此我就不详述了。这里我主要想从唐诗中理出一些头绪，以印证和补充说明唐代的交通线。以川陕交通为例，唐诗中是不乏这条线的记载的，从中我们是不难理出其大致线的。如王维《送杨长史赴果州》：“褒斜不容，之子去何之?”果州，在今四川省南充北面。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从长安到果州可经褒斜道，此道非常捷近，但比较陡峭，这是一条穿越秦岭的川陕交通线；另外一条就是骆谷道，杜甫有诗云：“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此诗描写关中百姓经骆谷道入蜀避难。而据史料记载，骆谷道中唐以后变为官道，德避乱人蜀就是经过次道；再有一条就是子午道。杨凝《送客人蜀》：“剑阁迢迢梦想间，行人归绕梁山。明朝骑马摇鞭去，秋雨槐花子午关。”杨诗中讲到客人人蜀正是由子午关，穿梁山(秦梁一带古称梁州，故称梁山)，才能到达汉中，再经汉中，经剑阁道，才能到剑阁(唐剑州)，这才算入蜀。川陕交通线，其终点均是汉中，从汉中经由剑阁道即算人蜀。剑阁道为人蜀之喉嗌，凡是由汉中人蜀者必须控制此道。秦国人蜀、钟会入剑阁皆有此道。可见此道之重要。由陕人川，道甚难，正如李白《蜀道难》所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唐代的水交通亦是很发达，这主要是因为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的水道，带动了全国航运事业也随之发展。从李敬芳《汴河直进船》：“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我们不难看出，汴河是唐代中原连结我国东南地区的交通命脉。唐代人也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同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由于水交通的发达，再加上由陆出蜀不易，所以时人多选择由水出蜀。李白《早发白帝城》云：“朝辞白帝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我们知道，其时李白被流放夜郎至夔州白帝城，忽闻敕书，旋即放舟东下，返回江陵。由此可知，由蜀人楚可走水而且是很便捷的。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中：“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的回乡之也是由巴蜀出三峡直达荆襄，再由襄阳转至洛阳。杜甫回乡虽未能成行，但我们仍能推断此线必是时人常走之线。已经有学者认识到唐诗的史料价值，并将其与唐代水交通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使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曹尔琴先生通过对《全唐诗》中的有关唐代运河的材料的整理和分析，用以诗证史的方法，考订了运河的流经地、其作用以及运河流经地区经济的发展等问题，弥补了一些前人论述的不足。从唐诗中当时人所走的交通线中，我们可以结合其他的文献资料，对当时的水陆交通情况作一大致地分析，这对于唐代历史交通代理的研究还是不无裨益的。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一个地方的商业繁荣，其城市自然会发展得更好。唐朝前期，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地的城市，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写到：“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控三市。”由此可见长安城里街道之纵横，市面之繁荣。而洛阳、扬州等城市在当时亦很繁荣但仍比不上长安。安史之乱后，情况就为之一变，长安、洛阳等黄河流域的城市萧条了许多，正如冯著《洛阳道》所云：“洛阳宫中花柳春，洛阳道上无行人。”而与此同时，长江流域的扬州、益州等城市迅速崛起，“时人称扬一益二”。扬州之繁荣，得益于它位处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且“又是海外船只发锚地。尤其在刘晏改进裴耀卿的漕运转船法之后，‘江船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这才使得扬州成为货物的集散地，日益繁荣，最终成为“富庶甲天下”的城市。王建《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李绅《宿扬州》：“夜桥灯火连星汉”，徐凝《忆扬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中，我们是不难看出扬州城之盛的。据史料记载，益州、苏州、杭州、广州、、泉州等城市亦是很繁华的，从唐诗中我们是不难找出与之相对应的诗篇来的，如“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等等。值得指出的就是，长安、洛阳虽经安史之乱萧条了一阵子，但它们很快就恢复了繁荣。从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之《伤宅》、《轻肥》、《歌舞》、《买花》等篇章中，我们是不难看到长安城中贵兴土木，过着“乘肥马，衣轻裘”，贪歌舞，买牡丹的骄奢生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唐长安城又再度繁荣了起来。总之，唐诗中保存的丰富的城市地理的资料，对我们全面深人地研究唐代的城市兴衰情况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除以上所举历史人文地理诸方面外，唐诗中还有许多关于唐代人口分布、唐代文化地理和唐代军事地理等方面的篇章，如“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风翔”；“疵贱出山东，任土风”、“赵魏燕韩多劲率”。已经有学者运用唐诗和其他文献资料对这些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在此略而不论。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传统地理学的发展时期。该阶段中国地理学的总的特点表现为，全国地理总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沿革地理学有所发展。全国地理总志编纂推动了沿革地理学的发展，该阶段的地理总志都由今溯古，重视地理实体的沿革特征，许多著作涉及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了以往，这对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发展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但总的来看，该阶段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沿革地理学长期依附于历史学，地理学资料分散零碎，撰述体例无大的创新，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缺乏对各种地理现象本质规律的分析探讨，以上诸多方面问题的存在制约着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在我们今天看来，历史地理学的任务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而且还需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的形成特点。侯仁之先生指出，沿革地理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还有若干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并不借助沿草地理的知识而依然顺利进行。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经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逐渐建起严整科学的方论体系。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地理资料的唐诗，涉及历史地名学、历史自然地理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动植物等。历史人文地理如经济、人口、民族、交通、城市、文化等诸多学科领域，为唐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大批宝贵资料。对这些宝贵的历史和文学遗产进行一番细致的耙梳整理和深入挖掘，不仅有利于科学认识唐代的地理，而且还有利于建构起日臻缜密完善的唐代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