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向松祚，犹如品尝麻辣大餐，酣畅淋漓。他的结论您可能未必都认同，但他时带给您的感受可能相似：观点鲜明、澎湃、毫不枯燥。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蒙代尔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他的学术功底毋庸置疑；作为曾经的农家子弟，他更是接足了地气。近日，他应新华网江苏频道之邀，来南京参加“半程2016”经济高峰论坛之际，扬子晚报记者专访了他，近距离感受到这位学界大咖诚朴、谦和的一面。
1965年出生的向松祚，履历让人艳羡：早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后任职于央行深圳分行，再后来留学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师从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他创过业，做过公司董事长和CEO，还担任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长达五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然而，人们不太知晓的是：在最初的求学道上，向松祚也曾面临接近“失学”的困境，“偷懒”的他不想干农活，拼命读书，一不留神，成了经济学家。
多年前，当向松祚从海外留学回来，重回母校湖北秭归二中时，得知很多贫困生学业难以为继，当场捐赠，并发起基金，资助最贫困却品学兼优的山区学生，虽然金额不大，却鼓励了许多学子。扬子晚报记者向他求证，他说，这不值得写啊，每个人都会给母校做点事，这没什么。“但很多人是捐给大学，捐给中学母校的不多啊？”扬子晚报记者这一问，打开了向松祚的童年和少年记忆。
“对农村孩子，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孩子来说，上个好的中学很不容易。中学决定了他能不能上个好的大学。当时考大学的比例全国是平均4%，一百个人里只有4个能上大学。对我们秭归这种偏僻的山区县来说，根本没有4%。我当年是我们县的状元，好像是唯一一个能够上重点大学的学生。”
然而，即使是他这样的“明星学生”——成绩好，基本包揽各种竞赛项——当年也面临过接近“失学”的困境。他家在闭塞的山区，由于极端贫困的，村里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上学的机会，整个村子唯一的藏书，就是村干部家的毛选四卷，而且从来也没有人读过——因为根本不识字啊。家里兄弟姐妹7个，他排行老五，父母也曾动员他回家干活。“但我可能潜意识就不想干活吧。偷懒！”向松祚笑着说。上小学时恰逢晚期，全国都在搞什么“五七办学”。孩子们在学校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干活。具体到山村，就是种田养猪。那时学校根本没有教科书，只是边干活，边顺便认几个字。女孩子负责养猪——因为扯猪草是比较轻松和细致的活；男孩子负责养羊——因为得上山砍草有点风险。小学毕业时，羊和猪被卖了，卖的钱给每个同学做了身粗布衣裳和一支钢笔，大家高兴得跟过年似的。但现在回忆起来，向松祚直言，感觉是“悲伤”：童年的伙伴大多后来再也没有继续读书，多数至今仍然是半文盲的状态。
向松祚直到上高中后才知道，原来还有上大学这回事儿。“高中老师说，你们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我才知道，啊，还有上大学这回事儿。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大学。人就是这么被时代推着走。”向松祚感慨说，自己考大学的动力很简单：第一，种田太苦，如果考上大学就能在城里找工作，不再种田。第二，老师对自己特别好，特别照顾，觉得要考上大学才对得起他们。
“就这样无意识地被推动着，一不留神成了经济学家？”扬子晚报记者问，“大学之前完全是无意识。”向松祚回答。
“漂亮的数据了许多让人悲伤的现象。”向松祚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中国的学区房现象极其，世界罕见。在不少场合，他都为农村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呼吁。在他看来，经济学家首先得有人文情怀，为广大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群说话。今天全世界面临的最根本性的问题，正是收入差距和分化问题。
向松祚认为，目前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优质的教育资源集中到少数学校，大家千方百计挤进去，造成学区房的怪现象。“那么多农民工的孩子没法受到良好的教育。”向松祚老家就有在打工的，孩子上不了学，来找他。大量的留守儿童问题，大学收费贵、农村孩子考大学不是选志愿，而是看哪个志愿收费低……无不让他忧心忡忡。他认为，财政首先应该解决公共资源的公平问题，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像样的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
在他看来，为广大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群说话，是经济学家的本分。经济学家首要的就是有人文情怀。“确实有为既得利益代言的经济学家——他的学说就是对少数群体有利，这种情况全世界都有。”但社会要变得和谐公平，不是要解决少数的1%或5%的富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95%的普通人的问题，经济学家要研究怎么让95%的人变得更好。“今天全世界面临的最根本性问题，就是收入差距和分化。英国脱欧什么人投票？低收入群体啊。”向松祚认为，经济学不是冷冰冰的学问，因为任何一项经济政策，比如房地产的政策，信贷的政策，货币的政策，都会对每个人产生不同的影响。“疯狂的货币信贷扩张对谁最有好处？对大公司、大企业、富人最有好处；越大的公司、越富的人，越容易借到钱。”
他认为，经济学者的第一本分，是研究人类经济现象、人类经济体系的内在的规律。衡量一个经济学者是不是真正的经济学者，不是看他的率有多高，而主要看他在这门学科有没有独到的见解。经济学者第二本分，是对社会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
向松祚坦言，80年代中期经济管理比较热门，自己选择经济学作为职业方向也是跟风，不是的选择。后来他逐渐热爱经济学，是因为这门学问有自身的魅力——要用到哲学的、历史的、统计的……很多种方法。更关键的是，它非常关注现实，要解答的问题跟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今年年初，向松祚卸任农行首席经济学家，回归人民大学象牙塔。一方面，是他本来答应农行任3年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已做了5年。另一方面，是他想把更多精力放到自己长期致力研究的课题上来。过去他致力于研究国际货币体系、货币政策，现在的学术理想是希望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智慧，特别是中国圣哲几千年的智慧，和经济学说结合起来。用中国的思想智慧，治经济学的“病”。
向松祚认为，中国圣哲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智慧深远无极，高妙无穷。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认真学习。学说是中国文化的正、正统。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
经济学有了不起的成就，特别是学者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用科学的方法、的方法来研究。但它也有不足——已经把人文情怀、价值层面给放弃了。经济学家经常标榜是没有价值判断的。这需要重新反思。“经济学过度强调人的、过度强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这也给现在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而中国的思想智慧正好可以治这个病。”
向松祚曾说过，创业人生的体会是六个字：“、胸怀、”。当扬子晚报记者请他谈谈对“”的认识时，他沉默思考了一会，给出答案：“在现在这么一个非常浮躁、非常浮夸甚至有点癫狂的时代，首先你自己要稳得住，要能静得下心来，这就是一种，初级的。”
他特别欣赏任正非的线亿人，每个人把自己想做的事都做好了，这个国家就强大了。“心要定、心要静，这是最基础的。要做到这个是极其不容易的。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这点，就是能坚定自己的方向，永不。”就像《大学》讲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他还认为，就是努力克制对物质的，不是不要物质，而是掌握平衡。“我还经常跟我的家人、孩子、朋友们讲，得去掉你的负面情绪。我们有很多负面情绪，贪嗔痴都是。太贪，太急躁，别人对你不好，马上就。我现在就努力把负面情绪克服掉。”
X:从来没算过。有些书是每天都读，一辈子都要读的。比如中国的“圣经”——五经，其实是六经，《论语》、《孟子》、《中庸》、《易经》、《庄子》、《》……这是中国最伟大的智慧。
X:如果要想在一个方向有所造诣的话，要选这个领域最经典的著作，反复读，一直读到这本书的思想，完全变成你自己的思想，且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创造。
X: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娱乐，那读人物传记。人物传记非常鲜活，能带来人生的。我认为不是做某一种专门研究的人，可以多读读伟大人物传记。和伟大人物有心灵的沟通。读书一定要带来心灵的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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