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情操论》中强调了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特别是有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然而在他死后的200多年里，伦理作为经济学本身的人文属性，逐渐地被一代又一代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幸运的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并没有，科学和人文之争于是表现为经济学中相互
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它认为：科学是合乎的；科学知识是客观的；确认科学是程式化的事业；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科学内容的客观性等于认识主体的无关性，从而科学和价值成了完全对立的两极。总之，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性，而科学的最高价值则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被认为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科，包括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人文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在科学主义看来，人文具有不可性，并因而难以控制、难以量化。
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义；二是经济学的数学化。主义者孔德将真正科学的社会学界定为“关于社会现象根本原则的研究”。在他看来，社会现象在本质上同样“服从不变的规律”，因此，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和比较法去研究社会，从而使社会科学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真正的科学。主义的这些观点被经济学界吸收，在众多经济学家的眼中，经济学也是一门的科学。
然而，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完全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却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观察法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无法深入到其本质中去。尤其是观察法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等同起来，完全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因素，将人和人类社会降低为动物和自然现象（动物和自然现象是没有因素的，即使有也是人对其赋予的人的价值）去进行研究。马克思在强调经济学的方法时认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的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错误的原因，正是在于抛弃了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其次，实验法在经济学研究中有很大的局限性。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现象要复杂得多，根本无法进行受控实验。第三，比较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可行性也值得怀疑。自然现象的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有很强的可比性。但对社会现象的比较就很困难。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时，完全可以确定研究的基点并将其与其他因素暂时剥离，只针对某一个问题本身。然而在经济学中，这种剥离却很困难。“其他条件不变”（ceterisparibus）在经济学者那里似乎成了制胜的法宝。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其他条件怎么可能完全相同呢？不仅如此，“其他条件”（在穆勒那里，被称为“干扰因素”）对于研究基点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甚至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样，当被高度抽象的理论去掉了“其他条件”的影响之后，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部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距离现实却越来越远。
数学被当作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这样的结果并非偶然。科学主义一直在追求、追求结果的确定性、追求逻辑上的一致性，而数学天然的属性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然而，在数学大量应用于经济学的今天，新的问题又来了。许多经济学人只是在固定的经济理论框架内，将现有理论“翻译”成数学形式，并没有实质性的理论创新。一些学者认为，数学的应用，除了出于方便需要之外，似乎并没有给出多少哪怕仅仅是可供交流的最简单的经济思想。
经济学既有科学特征，又有人文特征。且不说经济学的“根”是伦理学，人文因素将使经济学迷失“”，即使是从最肤浅的现象层面来看，人文因素的缺失也会使经济学成为灾难。劳伦斯提出的根据帕雷托最优重新分配世界污染格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将污染型的工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于发达国家从中获得的好处足可以补偿发展中国家由此产生的损失，因而双方的境遇都有所改善，于是全球的总福利得到了增加。这在纯逻辑上（或者说数学上）好像是正确的，然而其结论却是的。首先，他假设发达国家的污染相比发展中国家的重，但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注重污染的控制和治理，污染情况并不比发展中国家情况严重；其次，他假设发达国家的人民更需要新鲜空气，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似乎并不是太需要健康；其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污染输出完全可以补偿。如果治理污染的成本远小于转移污染所取得的收益，这种污染输出又有什么必要呢？如果治理污染将发生的成本远大于造成污染所取得的收益，又何来发展中国家将得到补偿之说？唯一能够解释得通的就是发达国家享受污染输出的收益，发展中国家承担污染输入的灾难。
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给予充分的重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搞》的第三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到：“感性必须是科学的基础”、“自然科学往后将包含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己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即人文。对于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这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分析经济总是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但这种抽象力必须建立在“性”的基础上，这里的性，就是指“人文”。
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比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萨缪尔森也明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和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更是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哲学之间”。有的学者则认为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来说，看不见的手并不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实际上是“伦理”。正像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学中的科学和人文是无法、也不应该分离的。我国目前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不正是科学和人文的统一吗？作为经济学人，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呢？（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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